南江北河耦合 大江大海共生

罗时进

■罗时进


(相关资料图)

文化共同体是一种人文意识,也是一种历史逻辑;是民族意志,也是精神动力。长江与黄河一道并称为中华民族的“母亲河”,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与精神特质。

从“限南北”到“通南北”——

地理关乎自然环境,具有物质性,也内蕴着社会因素,具有人文性。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文化共同体的深刻历史逻辑,使差异得以超越,在国家层面得到协调统一。

从春秋争霸开始,两河流域进入共构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,产生了最初的两元耦合的文化形态。彼时长江、黄河的地理轴线,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文化脉源,其间出现的儒学、道家等思想引导中国走进世界文明轴心期,并以本土文化的姿态,驱动历史不断演进、社会不断发展。

宋元以后直至清末,中国文化更多融入世界文化的因素。伴随南江北河的耦合与大江大海的共生,一种新文化质态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人士大夫的中国观、世界观。

需要注意的是,耦合是相对分隔而言的。从地理地势上看,长江贯穿东西,似乎是天然的“限南北”的天堑。但从历史事实来看,长江并没有真正形成“限隔”,或者说所谓“限南北”的天堑总是处于被突破的状态。

唐代中后期,长江流域在经济上便已形成繁雄之势。此后,整个南方,沿江形成了一个从上海、南通、镇江、南京到芜湖、安庆、九江、武汉、宜昌、重庆的城市群,同步提升经济水平和贸易能力。

与之相伴,南北统一的政治观和文化观,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。元人杨维桢作诗云:“神禹划天堑,横分南北州。只今天不限南北,一苇绝之如丈沟。洪源发从瞿塘口,崄峡中擘争黄牛。括汉甲湘会沅澧,二妃风浪兼天浮。”当文化共同体成为人文理念,便会内化为一种信仰追求,成为历史发展必然趋势。

长江作为国家记忆,便是在变动不居的历史过程中缩小间差、消解排拒,发挥着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作用。

近代经济、文化、思想“前哨”——

近现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长江流域有关。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现代,是长江流域变动、变革最为深刻的时期。侵略与抵抗、屈辱与雪耻、挑战与应对,构成了近现代长江历史的主旋律。

在这一历史旋律中,长江文化经受了从被动到主动的重构。主动重构需要一批成长于传统文化土壤而能够“开眼看世界”的先觉性士人,更需要维新复兴观念引导社会整体觉醒。长江文化的变革性精神特征、文化质态,由此得以重构和凸显。

近代以来,作为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的“前哨”,长江文化的精神有更充分、更成熟的体现,表现出立命宏远、惟新竞进、格局开放、协同包容的精神特质。

立命宏远是一种寥廓广漠的地势气象,也是一种深厚宏大的文化胸襟和历史格局;惟新竞进是大江奔涌的自然生态,也是变动不居、惟新惟进的人文生态。

格局开放是旷宇叠波的“大陆—海洋”型地理环境,也是周流六虚、百川向海的社会风貌;协同包容是接纳南北、通贯东西的水脉物候,也是和合万方、刚柔并兼、异同相错的人间气度。

对长江文化的理解,需要辩证观、历史观,也需要现实感知、当代意识。长江与长江流域的变化,如长江原有的生态环境与现今的生态环境之变、长江流域原有的人口结构与现今的人口结构之变、长江沿岸原有的城乡面貌与现今的城乡面貌之变、长江空间原有的信息集聚与现今的信息集聚之变,改变长江文化的外延和内涵,使长江文化得到充实和诠释。

如此,在新的实践中演进、更新、丰富,展现生生不息的物质和精神的力量,真正实现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

推荐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