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
(资料图片)
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
酒泉丁家闸魏晋墓壁画《奏乐图》
河西魏晋墓壁画《奏乐图》
铜铙图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以《西凉乐》为代表的艺术创新，鼓吹乐、横吹军乐的盛行，佛教音乐的传入和异军突起，都使这一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又充满浓郁的区域乡土气息。在中国乐舞艺术史上别具一格，亮点突出。
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
在民族交流中产生的《西凉乐》
《西凉乐》最早产生于凉州（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）。西晋末，中原丧乱，张轨占据的河西相对安定，一部分西晋的宫廷乐人逃往河西，他们将中原《清商乐》带到凉州一带，杂以羌胡之声，形成当地官民喜爱、流行的音乐。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，派大将吕光率领七万精兵征服西域，将高僧鸠摩罗什从龟兹（治所在今新疆库车县）迎到河西。同时，吕光还将一部完整的《龟兹乐》连同20个乐工及乐器搬到凉州。这时候，苻坚在“淝水之战”中大败，前秦随即灭亡。吕光乃在凉州建立后凉政权。后凉和接着建立的北凉政权将来自中原的《清商乐》、来自西域的《龟兹乐》同当地羌胡乐相融合，改造成为新乐，取名《秦汉伎》。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(公元439年)，北魏灭北凉，将这部《秦汉伎》带到其首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市），改名叫《西凉乐》，并作为宫廷乐。《西凉乐》流传到西魏、北周之际，又改称《国伎》。直到隋唐时期，《西凉乐》被选入宫廷乐。它是甘肃对中国传统乐舞文化的一大贡献。
《西凉乐》的演奏乐器有19种，乐工27人，“管弦杂曲数百”。乐器中的钟、磬是凉州所传的中原旧乐器，曲颈琵琶、竖头箜篌等来自西域。《杨泽新声》《神白马》等乐曲，原都是胡戎之歌。它的歌曲《沙石疆》，舞曲《天曲》《于阗佛曲》等，又是从新疆流传的佛曲移植过来。从《清商乐》《龟兹乐》到《秦汉伎》，再到《西凉乐》，反映了甘肃同中原、西域乐舞的交流融合过程。隋唐时期，《西凉乐》不仅入选为宫廷乐，还得到各族官民的普遍喜爱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说，北魏建立十几年后，才创制宗庙乐，但仍然是“钟管不备，乐章既缺”，只能杂用鲜卑人的《簸逻回歌》等来祭祀祖先。直到魏太武帝灭北凉，平河西，得到《西凉乐》后，北魏的宫廷乐舞才算完备。唐朝诗人杜牧《河湟》诗说：“唯有凉州歌舞曲，流传天下乐闲人。”（康熙《御定全唐诗》卷521）说明《西凉乐》在不断地融汇创新中，博得各时代、各民族的衷心喜爱。
这一时期，西域的《高昌乐》《疏勒乐》《于阗乐》，印度的《天竺乐》等乐舞艺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甘肃。甘肃乐舞在同西域、天竺乐舞，中原乐舞交流融汇中不断吸收新鲜血液，获得更加强大的生命力。举例说，《天竺乐》的乐器有凤首箜篌、琵琶、五弦、横笛、铜鼓、毛员鼓、都昙鼓、铜钹、贝等，九种合为一部，乐工十二人。歌曲有《沙石疆》，舞曲有《朝天曲》等。自张重华据有凉州，《天竺乐》不仅在河西流传开来，还“重译来贡”到中原王朝，成为甘肃乃至中国传统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当然，被统称为“陇上声”的甘肃各族传统乐舞，也还在广泛地流传。据北朝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卷四记载：北魏宗室、河间王元琛最为豪富，他有“妓女三百人，尽皆国色”。其中：有婢朝云善吹篪（chí，一种像笛子的乐器），能为《团扇歌》《陇上声》。琛为秦州刺史，诸羌外叛，屡讨之不降。琛令朝云假为贫妪，吹篪而乞，诸羌闻之，悉皆流涕，迭相谓曰：“何为弃坟井，在山谷为寇也？”即相率归降。秦民语曰：“快马健儿，不如老妪吹篪。”
元琛歌伎朝云的乐声能感动陇上叛羌，由此判断她所吹奏的“陇上声”，应当包括甘肃一带的羌族音乐。朝云吹奏的乐曲，比“快马健儿”的力量还大，能感动叛羌“相率归降”，那艺术感染力确实很强。
这一时期甘肃流行的民族乐舞不仅形成固定的乐器、乐曲及出演人数，而且连舞人、乐工的表演服饰也相对固定化。如河西流行的《高昌舞》，舞人穿白袄锦袖，赤皮靴，赤皮带，红帓额（束发头巾）。《龟兹舞》的乐工戴皂丝布头巾，穿绯丝布袍，锦袖，绯布裤。舞者四人，红帓额，穿绯袄，白裤帑，乌皮靴。《疏勒舞》的乐工着皂丝布头巾，白丝布袍，锦襟褾白丝布裤。每场出演者二人。《于阗舞》有佛曲伴奏。（陈旸《乐书》卷174）
鼓吹、横吹和百戏
鼓吹本是中原内地的传统音乐，是用短箫和铙（铜质圆形的打击乐器）表演的乐曲。唐朝行军的鼓吹都在马上吹奏。每当行军打仗时，乐者数人边行进，边吹箫击铙，以鼓舞士气。鼓吹作为军乐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。两周以来军中一直都有奏乐凯旋的活动，汉代的宴享曲“黄门鼓吹”和三国魏的长箫、短箫，“丝竹合奏，执节者歌”，即有几种乐器配合演奏，还有人边击节边歌唱。这种传承悠久的乐舞艺术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会在甘肃各政权下广泛深入地流行。
行军时演奏的鼓吹器乐组合灵活。一般由提鼓与箫、笳组合，作为出行仪仗在马上演奏的是“骑吹”，由提鼓、箫、笳、铙组合；作为军乐在马上演奏的是“铙歌”或“短箫铙歌”，其乐曲都是从民歌中选取的。
横吹由鼓、角、横笛组成，有时加笳和排箫，为专门的军乐。箫鼓则由排箫和建鼓组合，可做仪仗音乐、军乐或百戏（混合表演）伴奏。若是在行进中演奏，乐工坐在楼车里，楼上有两人敲击巨大的建鼓，楼下车厢坐四人吹奏排箫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许多少数民族进入甘肃地区，带来各族的民歌和乐器，改进传统的鼓吹。如鲜卑贵族的《代真人歌》，据说多至“百五十章”。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都是用民族语言演唱，汉人听不懂，但作为军乐，其作用与内地鼓吹相一致。
百戏，又叫散乐。它是杂技、歌舞等文娱、体育技艺的总称。魏晋南北朝，传统百戏在甘肃继续盛行。这一时期又有训练动物表演百戏。西魏文帝大统（公元535—551年）初，活动于甘肃、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主夸吕“遣使献能舞马及羊、牛等。”（《北史·吐谷浑传》）吐谷浑的动物表演配有音乐。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五年（公元461年），“吐谷浑拾寅遣使献善舞马、四角羊。皇太子、王公以下上《舞马歌》者二十七首。”（《宋书》卷96）就是一个例证。清人严可均辑《全晋文》辑录一篇甘肃人傅玄的《猿猴赋》，是反映猴戏的。大意是说：耍猴取乐不像打猎那样兴师动众。给猴子戴上红巾，系上红佩巾。先将头面装扮好，再抹上红唇。让它做各式各样的动作，或抱牵绳装睡，或怒目大吼，或仰望迟疑缓行，或悲号呻吟，或模仿老人，或学胡人孩儿动作，或低头乱捉虱子，或击掌作胡人舞状，能做出多种生动有趣的猴戏。说明甘肃这时期也流行动物百戏。
甘肃的乐舞交流及佛教音乐
这一时期，甘肃各民族间、甘肃同中原的乐舞艺术交流十分频繁，其中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是佛教乐舞的东传。
中原典型的传统乐是汉末以来流行的《清商三调》，晋末“永嘉之乱”将它冲击得五零四散，其中一部分被逃难而来的太常乐工连同乐器一起带到河西。中原王朝的太常乐流落到河西后，受到当地和西域音乐的影响。前秦灭前凉，将这部“太常乐”从河西取回关中，杂以秦声，使其又有新的发展。南朝宋武帝刘裕进攻关中时，此乐又从北方传播到江东，融汇“江南吴歌”和“荆楚西曲”等大量南方民歌，内容更具有综合性。北魏孝文帝伐淮、汉，北魏宣武帝攻寿春，又使江左所传中原旧声，带着它所接受到的吴歌、西曲等因子，反传到北方。在这一系列的音乐交流中，若没有河西这个环节，《清商三调》就可能完全散佚，至少不会如此广泛地融会中国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族音乐的精华，变得那样充实饱满。
甘肃作为民族交流的大平台，在这一时期各地、各族的乐舞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。据记载，北魏孝文帝太和（公元477—499年）初，由于典章散佚，宫廷乐舞无法建立。于是乐工们将地方乐和四夷乐吸收进宫廷太乐，使北魏宫廷乐舞比前代更加雄壮优美，其中就包括甘肃的乐舞。早在北魏世祖拓跋焘时期（公元424—451年），就注意吸收各部族乐舞。拓跋焘破夏赫连昌，获古雅乐。及平凉州（北凉政权），得其伶人、器服，择优保留下来。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载：“《西凉乐》者，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。”可知《西凉乐》就是在这时传到北魏首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市）。《龟兹乐》起自吕光灭龟兹，因得其声。吕氏政权灭亡，其乐分散。后魏平中原后，再次传到漠北。这一时期，还有许多中亚民族国家的乐舞，如康国（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）著名的《胡旋舞》《安国乐》等都是通过甘肃传到中原内地，而被吸收为宫廷乐。
从天竺通过新疆、甘肃传到长安和全国各地的佛教，在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，佛教音乐也在这一时期传入甘肃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。史载前凉“张重华时，天竺重译贡乐伎，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，又传其方音”。（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）这一时期从天竺传进来的主要是佛教乐舞。《隋书》在介绍《西凉乐》时，明确地指出其中有《于阗佛曲》。在这一时期铺天盖地的佛教宣传活动中，“转读”中的歌唱极为重要。“转读”，是指用汉语咏读佛经。天竺的习惯，是把颂扬佛法的词叫作“呗”。中国则将诵经称作“转读”，将唱赞称作“梵呗”。梁朝时西凉州（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西北）流传的一种呗，源于关中地区，先传到晋阳（今山西太原市），梁朝时流传的《面如满月》呗，就是其中一种。这类佛曲原都是名师制定，后人继作，传播过程中差错遗漏很多。转读要达到声音优美，感染听众，就必须“精达经旨，洞晓音律”，既对经典意旨精通，又懂音律。念唱的声音要“壮而不猛、凝而不滞；弱而不野，刚而不锐；清而不扰，浊而不蔽”。（慧皎《高僧传》卷13）为此，佛教宣传者也必须大量地引进和借助天竺佛教音乐。严格的理论要求和无数僧俗宣传家的实践，有力地推动佛教音乐在甘肃和全国发展创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