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诗歌发生学，早在先秦时期便开始探讨。先秦时期，主要以歌、谣为主，此时的诗歌以三言、四言为主，四言诗占据主要地位，并且持续很长时间。

一直到汉代，五言诗逐渐兴起。魏晋时期，五言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，但是五言之发微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。

魏晋时期文人的自觉意识兴起，其意识与思想在诗歌中也有所体现，诗论从最初的“诗言志”到“诗缘情”，这之间的转变与文人的自觉意识不无关系，也与儒学的发展和经学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。

(资料图)

关于中国诗歌的起源，古代的学者也进行过探索。“诗言志”出自《尚书》，但是并未直接与现在意义上的诗发生联系。

后来文学经过不断地发展，文体不断发展完善，“诗言志”逐渐与诗建立联系，并成为诗论源头。在《毛诗大序》中，对“诗言志”进行了阐释，认为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

对此，郑玄在《诗谱序》中也有相关论述，他认为“上皇之世”虽无文字记载，但是已经有诗歌的传播。

《毛诗大序》中对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进行了简单地阐释，但是并未直接说明诗起源于何时，诗歌是先民内心所想反映在文字上的表现。

郑玄则直接点出诗歌兴起最早也就是上皇之世。郑玄可能注重的是文献记载，认为载籍才有迹可循。

但是口耳相传的诗歌在先秦时期的流传不应该被忽略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诗歌理论进一步发展，他们对诗之起源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。

郑玄认为诗之兴起应不早于“上皇之世”，《尚书》中只是提到了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。刘勰则从心理原因对诗歌起源进行了探讨，按照这种看法，人产生之初也会有诗歌产生。

沈约则直接认为诗歌的起源和人的起源一致，这种提法较为大胆，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。其实与《诗大序》和刘勰所论述的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是有相通之处的。

现代学者对诗之源头也进行了探讨，闻一多的《歌与诗》（1939年）中对歌与诗进行了区分，并指出其源头也是有区分的。

陆侃如和冯沅君在《中国诗史》中探讨中国诗歌的起源时认为：中国诗歌的萌芽时代假定从傅说的盘庚即位之年（前1401年）——傅说的纣自杀之时（前1122年）。

朱光潜（1943年）的《诗论》中将中西方的诗进行对比，并将诗与歌、乐、舞进行分析，认为“诗歌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”。

人类产生情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虽然不能将诗歌缘起和人类起源直接划等号，但诗歌是在人类发展时逐渐酝酿产生的，并不会晚于人类诞生许久，确切的时间有待考证，那么不同形式的诗歌起源于何时也是值得探讨的。

诗歌在先秦时期早有雏形，只是形式有所不同。从《诗经》的三言、四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言、七言，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。

五言诗的起源虽不可确考，但是正如钟嵘所论“诗体未全”，“然是五言之滥觞也”。《尚书》中的五言也许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五言诗的起源，但也为后世提供借鉴和参考。并且其中的“诗言志”一直成为后世诗论重点论述的对象。

朱光潜在《诗论》中运用心理学来解释诗的起源，对比中西方关于诗的起源的论述，总结得出诗的起源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。

朱自清对此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论证。他在《诗言志辨》中指出现代学者认为诗歌理论的“开山纲领”为“诗言志”。

在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。从最初的“诗言志”到魏晋时期的“诗缘情”，这期间诗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。

这两个理论之间除了“志”与“情”关系的探讨，还有一点更为重要，那就是诗的含义在不同的时期涵盖范围也有差别。

先秦时期论及的诗多为文学，而且议论诗多为《诗经》，而儒家所说的文学，包括文章和博学两类，对《诗经》的评论可以作为文学观念。

《诗》还担负着“下合物事、上显天道，中通人心”的重要使命。诗歌经历两汉、魏晋时期，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，魏晋时期多为五言诗，此时期的诗歌更为凸显其“中通人心”的作用。

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，每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的特征与风格，这在《文心雕龙》中有具体体现。

因此，“诗言志”到“诗缘情”，是时代发展到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诗歌理论，因其本体指代不同，也就不能认为“志”与“情”是对立的。

“诗缘情”中的“情”多为诗人个人之情感，而“诗言志”中的“情”则体现为集体之情，社会共有之情。

魏晋时期的诗歌，尤其是曹魏和西晋的诗歌，有一部分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，这也就决定了诗歌中并不单单抒发个人之情，更多的需要涉及家国之情，那政治意味就会凸显出来。

不同时期社会需要不同的文学理论，文学创作随着社会的变化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，这一转变也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。

魏晋时期人的自觉意识觉醒，原本的诗歌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创作需求，新的诗歌理论应运而生。

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》中指出：“曹丕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，或如近代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。”

“诗缘情”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产生，并且得以大力发展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也强调情在创作中的作用，反对“为情而造文”、“为文而造情”。此时主张抒发真情实感，性情为本，情内化于诗文之中。

从《尚书》的“诗言志”到魏晋时期的“诗缘情”，诗歌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适应诗人表达的需要。魏晋时期，诗人在不自觉地进行改变，但是反映在诗坛中，并未完全实现。

而真正意义上缘情的诗大量创作是在东晋及其以后，受社会坏境的影响，以及此时期诗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接受的思想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倾向。

魏晋之前，汉代经学教育蓬勃发展，朝廷以经取士，在中央设置博士，立太学。在地方，各郡国置五经率史。

汉代的经学教育规模宏大，其目的是为了统治阶级选拔人才，许多人通过治经而获得地位，此时的经学家往往专注于治经，经学大家层出不穷。

此时期经学解读繁琐之极，有时几个字的解释就有上万字，汉代的文学也受此影响，文学创作长篇巨幅，以汉大赋为典型代表。

此时期好的文学创作往往是突破经学藩篱，突破经学陈陈相因之传统。但是东汉中后期，汉大赋逐渐呈现衰微之势，抒情小赋逐渐兴起，这与经学的发展也有相同之处。

前文提到，汉代经学繁琐为后学者带来诸多不便，东汉经学家为了经学传授之便，删繁就简。

魏晋时期，文人的自觉意识觉醒，文学创作往往发自内心，主张创新与发展，不再注重摹拟前人。

许多经学家兼具文学家的身份，在治经的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创作。谭德兴在《论魏晋南北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》中指出，魏晋时期经学与文学之间进行频繁互动。

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受到经学的影响，并且指出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魏晋时期经学的传播和文学的发展，以及这些人具有双重身份。

这为魏晋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作出贡献，经学与文学的互动促进了诗歌理论的发展，诗人在这些诗论的影响下创作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。

罗宗强在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中指出：“建安时期对文学的非功利特质的认识，止于抒情，强调了抒发个人情怀的作用；而正始则在抒情的基础上，加进哲理思索。”

同时也提到经历了建安时期的解放，正始时期的诗人“从经学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最初的激动已经过去了，进入一个反思的时期。

就是说，儒家思想还有很大影响，特别是在政权中枢中；但是在士人中，玄学思潮的影响却是主流。”

可见，从建安到正始时期，思想解放下的诗人逐渐冷静下来，儒学依旧在思想中占据高位。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但是新事物的弊端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暴露出来，冷静下来之后会发现旧事物中依旧包含社会所需之物，如何调和新旧的发展是关键问题，但是完全摒弃旧事物是不可能的。

魏晋文学在儒学、玄学、佛学的影响下，呈现出多种面貌，但魏晋诗歌中多体现经学思想。魏晋五言诗的发展，诗学理论也得到重新审视，诗论得到新的发展。

此时期的诗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家，经学学习却占据他们学习的主要部分。他们将经学逐渐内化。

并且与自己的思想相结合，再呈现在诗歌创作之中，这些作品中也体现了他们对经学的理解，以及自己的经学思想。

傅咸作《七经诗》，束皙作《补亡诗》，夏侯湛作《周诗》等都反映了诗学对儒学以及经学的重视。

胡大雷在《文选诗研究》中提出“此类"补亡’为什么恰恰在西晋产生呢？其文化背景即西晋时的重儒教。”关于此时期的儒教在前文已详细论述。

这一时期经学著作中也蕴含丰富的诗学思想。刘跃进在为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作序时提到了这一点：“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儒学诗学，在这一特殊时期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”

刘运好的《魏晋经学与诗学》对此进行了系统地梳理。魏晋诗学，既有自己独立的思想，同时也受到了经学深刻的影响。

魏晋诗学与经学在双向互动中发展，在经学史中也多有提到，封建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完全摆脱经学，因为这种思想早已深入骨髓。

当然，社会在发展，每一时期的思想会有不同，但是经学的力量依旧不可忽视。魏晋时期经学与文学、诗学的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，在具体的文本中会感受更深刻，魏晋经学与文学、诗学是互为表里、相得益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