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2年，兰州城里出现了一件新事物——

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了甘肃历史上首个幼儿园，当时冠名曰“蒙养园”，邓春芩为园主任，韩玉珍为教员。首批30多名学龄前儿童高高兴兴蹦进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开始接受较为全面系统的幼儿教育，由此开陇原幼教风气之先。

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及幼稚园师生合影（1936年摄）引自庄泽宣《陇蜀游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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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儿园这一甘肃历史上的新生事物，当时为何由女子师范承办？又为何称为“蒙养园”？这里面自然有一定的讲究和说法。

据邵鸣九编著之《幼稚教育史大纲》（世界书局1935年版）记载，近代中国幼儿园之创设，始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举办新政，制订《蒙养院章程》，规定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三至七岁幼儿所设，“令女师范生为保姆以教之”；蒙养院之宗旨为“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，渐启其心知，使之远於浅薄之恶风，习於善良之轨范。”同年八月，当局聘请日本保姆三人，于武昌创办中国首座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。此后，上海等通都大邑陆续有类似机构之设。

1912年，北洋政府颁布《师范教育令》，规定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和蒙养园保姆为目的，凡于女子师范得附设保姆科，师范附属小学和国民小学得附设蒙养园。十年之后，北洋政府颁布新学制，正式将幼稚园纳入学制。

由此可见，甘肃省首个幼儿园设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称之为“蒙养园”，既有历史传承，亦为教育法令所规定，更是落实新学制的重要举措。

一花独放不是春。就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创设“蒙养园”后不久，（甘肃）省立中山小学(后更名省立第一实验小学，即今兰园小学)也跟着办了一所，有幼儿28名，教员1名。1927年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之“蒙养园”更名为幼稚园。1932年，省立第二实验小学创办幼稚园。当时，兰州市内仅有此三所幼儿园，共有男生28人、女生34人。1935至1936年期间，兰州私立崇实小学、省立兰州中山西园小学、省立兰州南府街小学各创设幼稚园，全市入园就学的幼儿近百名。据甘肃省教育厅编印之《甘肃教育概览》（1936年版）记载：“幼稚教育，在省垣仅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第一实验小学，各设一处。以偏於城之东南，全市幼儿，不便就学，又于第二实验小学增设一处，以资逐渐推广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的幼教主管部门已经有了初步的学区制概念，通过逐步增加幼儿园数量，实行划片就近入园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随着兰州战略地位的上升和内迁人口增多，幼教事业随之得到较快发展，各类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纷纷创办幼稚园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到兰州解放前夕，全市共有幼稚园33所，在园幼儿3065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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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的兰州尕娃们在幼稚园里都学些什么？

根据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之《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》，幼稚园日常课程主要包括音乐、游戏、故事、儿歌、社会、自然、工作（即简单的体育锻炼和手工劳动）等内容。据地方志记载，当年的兰州市内各幼儿园普遍采用“中心统一教学法”或“单元教学法”。如省立第二实验小学附设幼稚园确定某周单元教学主题是“雪”，则本周内每天各门课程和活动都围绕有关“雪”的内容进行；又如兰州福幼幼稚园确定某教学单元是“鸭”，则图画、识字、剪贴、唱游、算术等课程内容都与“鸭”有关。

其实，这些教学方式并非兰州幼教界独创，而是严格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引进行。《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》中明确规定，在幼稚园教学实践中，“应该打成一片，无所谓科目。打成一片的方法，应该以一种需要的材料（应时的如三月植树节、秋天的红叶、冬天的白雪以及替玩偶过生日、公葬某种已死的益鸟等），将其作为一日或两三日内作业的中心。一切活动都不离乎这个中心的范围。”

为了配合这种教学模式，当年的出版界同步推出了一批教辅材料供幼稚园使用。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《幼稚园游戏一百六十种》《幼稚园故事一百六十篇》《幼稚园音乐一百六十首》《幼稚园工作一百六十组》等系列丛书为著名，堪称为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量身打造——按照今天的话说，要是把尕娃们这些全部学完学会，估计也就没有校外兴趣培训班什么事了。

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，当时的幼教界非常注重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，教育学者吴增介在《幼稚园游戏概说一文》中指出：“爱好游戏，是儿童的自然性向，他日常的生活，除饮食睡眠外，就是游戏。自从教育家提倡儿童中心教育之后，学校不但重视儿童的游戏活动，即教育方法也日趋游戏化了……游戏在幼稚园课程中占着重要地位，自不待言。”

以《幼稚园游戏一百六十种》为例，就将幼稚园游戏分为竞赛、追逐、故事、计数、节奏、感觉、摹拟及地方传统儿童游戏等八大类，逐一图解说明，可谓游戏宝典。从现存的20世纪40年代兰州市内相关幼稚园课程表来看，唱歌、游戏、手工等活动比重较大，这可能就是幼稚园贯彻当时流行之幼教理论的实践举措。

甘肃省立第一实验小学及附设幼稚园学生（1936年摄）引自庄泽宣《陇蜀游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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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幼稚园和教具、教材，还得配备必要的师资。据地方志记载，省立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开设幼稚师范班，学制二年；甘肃省妇女工作委员会曾举办保婴人员训练班。据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务概况》（1941年版）记载，该院附设之儿童保育室，设主任和保育师各一名，招收二至四岁幼儿，班额二十名；主要供本院家政系儿童保育班学生之参观及实习，算是学以致用。

当局还曾以儿童健康比赛形式检验幼儿教育成效。据甘肃省教育厅编印之《抗战期间之甘肃教育》（1945年版）记载，“以儿童体育，实为民众健康之基础”，遂于每年儿童节，分区举行儿童健康比赛，最健康者发给奖品，有缺点者立为矫治。“其中以省会儿童健康比赛办理最为完善。”据甘肃省卫生处编印之《一年来之甘肃卫生》（1940年版）记载，1940年5月，甘肃省卫生处会同妇女会等组织共同举办儿童健康比赛，共计173名儿童参赛，其中包括部分幼稚园学生；比赛分为儿童和婴儿两组，各选优胜者20名进入决赛，于每组中各选四名为兰州市健康儿童，分别给予各机关首长赠与之奖品。

从时人游记中亦可看出，当时兰州幼稚园的软硬件有待改善，客观上制约了入托幼儿的学习特别是游戏体验。侯鸿鉴（1872—1961），江苏无锡人，著名教育家，据其所著《西北漫游记》载，1934年4月参观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设之幼稚园时，该园“有保姆一人，幼稚生三十余人。”庄泽宣（1895—1976），浙江嘉兴人，著名教育家，其于1936年4月赴甘考察教育事业，在《陇蜀游记》一书里对于甘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有如是描述：“女师在城内，校舍狭小，运动场尤甚。”一方面教师紧缺，另一方面场地不足，使得当年幼稚园能够开展的教学活动相对有限。

最后必须指出的是，当年进入幼稚园学习的兰州尕娃们多属于家境允许、居于城内的“幸运儿”；而同一时期兰州市和甘肃全省的失学儿童数量是惊人的。一个世纪后回眸往事，可见只有在新中国，学龄前儿童才能真正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童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