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抢救性保护,到预防性保护,再到研究性保护,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工作正在加速升级

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规划建设,有助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文物和文化资源中蕴藏的长城故事,串成‘连环画’,帮助今人读懂古人的精神世界。”


(相关资料图)

记者自东向西,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,途经武威、张掖、敦煌等地,看到在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传承的过程中,更多长城与人、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得以构建,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进现实

文|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何问

“这么高,这么厚的一堵墙,六百年都不倒,到底是咋建的?”这是51岁的长城保护员赵俊善经常琢磨的问题。

他的视线停留在一座孤然矗立在荒漠里的敌台——杜家墩上,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境内,是古时修筑于长城城墙之上用作重点防御用的楼台。

甘肃是“长城大省”,境内现存长城共3654千米,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约五分之一。战国秦和汉、明三代长城的西端起点,均坐落于此。跨黄河,踞高原,翻雪域,越沙漠,长城依山随势,起伏连绵,蜿蜒于陇原大地,在雄山峻岭中、戈壁荒滩里,留下古朴沧桑、浩气荡荡的历史气息。

千百年来,长城承载着跌宕浮沉的历史记忆岿然屹立,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,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。曾亲历边塞风云变幻,守护丝路往来互鉴,古老长城也见证着新时代挖掘长城文化价值,在保护基础上传承与创新,以时代精神赓续中华根脉的不懈努力。

研究性保护加速升级

“老祖宗们太了不起了。”这是赵俊善经常念叨的一句话。

回望历史,为保障丝路畅通和西北边陲长治久安,汉、明等王朝因地制宜,修筑起绵延数千千米烽燧相连、墩台和关城相互守望的长城建筑体系。

其中,东起乌鞘岭、西至玉门关的河西走廊,现存汉长城1400多千米、明长城1200多千米,有着“长城露天博物馆”之称。历经岁月与自然雕琢,河西走廊大部分保存相对较好的长城,高度依然可达4~5米。

不同于砖石长城,西北长城大多以黄土夯筑。以板为模,再填土用杖夯实的技术,在中国历史悠久。而长城的建造技术则是“升级版”:夯筑长城一般使用“熟土”,即将建筑用土碾碎炒熟或经高温处理。“这样制作出的土,夯实后不易长草,墙体稳固。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何双全说。

此外,河西走廊的长城还多采用过植物夹层和夯土夹层互筑的创新技术,利用植物根茎的牵引力,保持夯土墙的稳定。柴草当“钢筋”,沙石作“混凝土”——在敦煌汉长城遗址,一层沙土一层芦苇红柳的夯筑形态清晰可见。

在跨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,长城的“衰老”不可避免。一些地方,墙体根部酥碱、墙面掏蚀凹进、表层夯土风化、裂隙等病害多发。为保持长城文物筋骨健硕,甘肃省组织实施了90多项长城保护维修项目,包括抢险加固、维护修缮、防洪排水、防风固沙等。

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仇健告诉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,从抢救性保护,到预防性保护,再到研究性保护,对长城本体的保护工作正在加速升级。

以嘉峪关关城为例,借助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加强巡护外,当地文保部门还安装了150多个高精准度传感器,设置了多种仪器对长城墙体开裂、风化等危及文物本体安全的病害问题实时监测分析,以此为依据制定保养维护方案。

记者在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看到,研究人员通过对一段1:1复制的夯土城墙施加风吹日晒雨淋等温度湿度影响,实时监测样本数据变化,预演数年后长城文物和文化遗产可能产生的病害。

“我们想在避免取样的基础上,深化对长城的了解和认识。”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裴强强介绍,目前,长城保护修复的最大难点在于对古代修筑工艺的全面复原。

“文献中有用糯米浆作黏合剂的记载。但是几百年过去了,墙体中的有机质已分解殆尽,古人以何种比例调制?我们仍在摸索中。”裴强强说,“构建起长城修筑文化的指标性理论,复原长城就有了科学依据。”

在甘肃省嘉峪关市拍摄的关城景区(2023年5月17日摄)陈斌摄/本刊

体系性发掘长城文化价值

长城悠悠,跨越山川水陆,见证风云变化,凝聚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、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。看长城身上落满的文明印记,听长城背后堆叠的中国故事,就像为中华民族精神之魂填补血肉,让它更加鲜活丰满地存世、传世。

——“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,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: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,夫?为千秋燧长,往遗衣用,以令出关。敢言之。”

这枚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,其实是一份出关“申请书”:公元前65年,敦煌寿陵里一名叫赵负的女子请求出玉门关,为关外戍守的丈夫送去御寒衣物。

——“嘉峪关,规划尽周完。巧匠精心勤运算,良工用料不严宽,只剩一头砖。”

这是长城专家罗哲文为“一头砖”写的一首词。相传明正德年间,有一位名叫易开占的修关工匠。他精准估定修建嘉峪关,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。待工程竣工后,监事官发现多出一块砖,置于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。他想趁机发难,克扣工匠劳役工钱。易开占却称此为“定城砖”,直言如果搬动,城楼便会倒塌。此后数百年间,无人动砖,嘉峪关关城稳固至今。

曾经,这些寄托着情感、记录着传奇、闪烁着不同时代独特印记的故事,仅在长城脚下流传,或束于高阁之上,埋在故纸堆里,静待发现。

一张蓝图带来改变,为流传千年的长城故事开启了新篇章。

2020年10月,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“十四五”时期文化建设作出战略部署,明确提出“建设长城、大运河、长征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”。2021年,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》落地,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的长城文物和文化资源串联整合,推动散落于历史角落的文化标识、精神特征重聚、关联、织补,共同彰显中华文化重要标识。

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,保存着一块从关城北面边墙出土的“长城工牌”。“工牌”正面刻有所处工段的起始和完工时间,即“加靖十九年七月初一日起初十日止第一工”;背面刻有当时施工队负责人名单:“一工李靖队起,二工梅喜队,三工王元队,四工侯勋队,五工位宗队,六工张昙队止”。这些文字佐证了长城分工段逐级承包的修筑模式。

长城修筑分工明确、责任到人的证据还有很多。在河北境内的金山岭长城,一些城砖刻有烧制年代和部队番号,如“万历五年山东左营造”“万历六年振虏骑兵营造”等。对修筑长城的参与者来说,这既是记录功勋的“纪念碑”,也是追责凭证。

明代志书《肃镇华夷志》记载:“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十四夜,套虏潜之关西,欲袭肃州,指挥李玉守关,病失探备,致虏掘长城,而斧斤不入,后钻地穴以入内境。”对照古人严格施工、质量至上的施工和管理制度,长城“斧斤不入”,来犯者只能打地洞入关的史料就更易理解。

“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规划建设,有助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文物和文化资源中蕴藏的长城故事,串成‘连环画’,帮助今人读懂古人的精神世界。”何双全说。

仇健介绍,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对全省长城文化资源进行了系统梳理整合,计划以“河西汉塞”“明代雄关”“陇右屏障(战国秦)”三个展示园为核心,分支建立汉、明、战国秦长城三个展示带,以及融合黄河丝路文化、展示不同地域特色的8个特色长城点。预计到2023年底,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甘肃段将初具雏形。

保护成果人人共享

明长城从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长城村穿村而过。村民李丰忠家的后院墙与长城隔了约两米,“三十多年前建房的时候,专门留了这条道儿。”

村里有十几户人家挨着长城住,他们都和李丰忠一样,为长城留了“过道”。这是村里代代传下来的规矩。“这墙结实,多少年了都不见塌。从小就听老一辈念叨,不能动上面的土。”李丰忠说。

长城文化不仅包括文物本体,也涵盖其赋存环境和周边人文。感恩于“长城帮我们挡住了风沙”,城下人家代代相传保护敬畏着“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”。

记者自东向西,沿河西走廊一路行走,途经武威、张掖、敦煌等地,看到在文化遗产人人保护传承的过程中,更多长城与人、自然与人文互动的新场景得以构建,保护成果人人共享的愿景照进现实。

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安远镇南泥湾村,是翻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个村落。

过去的几十年间,附近村庄的29户群众在长城周边修建房屋和牲畜棚圈、养殖暖棚。为更好保护长城文物资源,当地于2018年启动长城两侧历史遗留房屋和牲畜棚圈撤迁工作。

搬迁工作完成后,当地通过电商直播对外宣介古朴壮丽的人文自然风光。越来越多的游客骑行、自驾来到这里,赏高原雪山,品藏家风味。沉寂的历史资源重新焕发活力。

2023年夏天,安远镇的旅游人数创历史新高,南泥湾村的客流量达到四五万人次。游客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观光栈道,既可以远眺马牙雪山的壮丽风光,又能将蜿蜒并行的汉明长城尽收眼底。

从武威出发,沿河西走廊西进,行至张掖市山丹县硖口村。一片面积达1.16万亩的杏林与明长城平行,肆意铺展开来,宛若一片新兴的绿洲,护卫着长城。

2014年夏天,一群大学生来到硖口段长城徒步。当时28岁的长城保护员方伟告诉他们,自己想在长城保护区域外围种植杏林,既可保护长城,又能带动农民增收。年轻人热烈响应,连续3年帮助村里种树养护。2017年,林子开始挂果。

“这几年,杏林越来越绿,长城保护越来越好,我们村也越来越兴旺。”在长城边长大的方伟说。

大方盘城位于敦煌市区90千米外,是玉门关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文物保护员,60岁的张建军和57岁的陈万英夫妇像戍边战士一样,守护着大方盘城和一段长约2千米的长城,一守就是十多年。

他们的家,是附近戈壁中唯一的“现代建筑”。屋里铺着灰色的地砖,衬得墙壁格外洁净,卧室、监控室、厕所、储存室一应俱全。屋后,陈万英开拓出一小菜地,种点儿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。屋前,是张建军的“领地”,他种上了杏树、桃树。

在这里,古老长城和生活日常兼容并蓄。在岁月点滴中永续长存。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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